理想主义者–理查德.马修.斯托曼(GNU的传奇)

理查德·马修·斯托曼是美国自由软件运动的精神领袖、GNU计划以及自由软件基 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的创立者。作为一个著名的黑客,他的主要成就包括Emacs及后来的GNU Emacs,GNU C 编译程序及GNU 除错器。他所写作的GNU通用公共许可证(GNU GPL)是世上最广为采用的自由软件许可证,为copyleft观念开拓出一条崭新的道路。

1990年代中期,斯托曼把他大部时间花在作为一个政治运动者,为自由软件辩护,对抗软件概念专利及版权法的扩张。他仍在程序设计方面奉献的心力都放在GNU Emacs。他的演讲当中大约半数有收入,这让他能够养活自己。

他最大的影响是为自由软件运动竖立了道德、政治以及法律框架。他被许多人誉为当今自由软件的斗士、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但同时也有人批评他过于固执、观点落伍。

       斯托尔曼

       我相信,不知道微软、比尔.盖茨、windows操作系统的中国人没有多少了。我也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GNU、FSF,不知道理查德.马修.斯托曼(Richard.Matthew.Stallman, RMS),甚至包括许多计算机专业的大学生。这篇文章正是写给这些人看的,其主要材料来自于方兴东写的一篇关于斯托曼的传记类文章,加了一些个人理解。

    中国,是一个软件盗版大国,我所见的人们,没有几个人是用正版软件的。凡是懂得一点知识产权的人,也许会觉得用盗版软件是不道德的。好象这种道德观念是天经地义的,就象人们本应当互相关爱一样。微软也总是理直气壮的将一个又一个侵犯它的版权的用户告上法庭,它的理由很简单:软件是有版权的,用户未经许可,任何复制、传播行为都是非法的。

    软件不允许复制传播,也许全世界的人们都认可,但一个叫做理查德.马修.斯托曼的人到死都不会苟同这种认识。上幼儿园时,老师就会教导我们:“如果你有糖,不应该独个吃,而应该和别的孩子一起分享它!”但现在,你有了一套很好用的软件,当你打算和朋友分享它的时候,这时有人告诫你:“不要那么做,不然你会因此而坐牢的。”社会应该是这样子的吗?不,它绝不能是这样的。理查德.马修.斯托曼认为用户彼此拷贝软件不但不是“盗版”,而是体现了人类天性的互助美德。对理查德.马修.斯托曼来说,自由是根本,用户可自由共享软件成果,随便拷贝和修改代码。他说:“想想看,如果有人同你说:‘只要你保证不拷贝给其他人用的话,我就把这些宝贝拷贝给你。’其实,这样的人才是魔鬼;而诱人当魔鬼的,则是卖高价软件的人。”理查德.马修.斯托曼说出他的这些观点是在 20世纪80年代的初期。

    理查德.马修.斯托曼这个人是“五短身材,不修边幅,过肩长发,连鬓胡子,时髦的半袖沙滩上装,一副披头士的打扮。看起来象现代都市里的野人。如果他将一件“麻布僧袍”穿在身上,又戴上一顶圆形宽边帽子,有如绘画作品中环绕圣像头上的光环。一眨眼的功夫,他又变成圣经中的耶稣基督的样子,散发着先知般的威严和力量。”这当然是作家的描写,我眼中的斯托曼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具有崇高理想的普通人,一个颠覆了商业软件领域的人。他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但他更像是一个传教士,率领无数信徒沿着一个神圣的方向前行。按照我们这个国家目前的政治信仰,斯托曼是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者。我毫不掩饰自己对于共产主义的见解,共产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理想主义,一种摆脱了低级趣味的、朴素而高尚的主义。

    1971年,18岁的斯托曼在麻省理工大学(MIT)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做了一名程序员。那时,他们有一个软件共享社区,他们为当时的人工智能实验室的计算机编写了一个分时操作系统,并不断地对其进行修改,当时无论是某个公司成员或另一所大学想获得它,大家都会非常高兴地把源程序给他。如果你看到别人使用一种你没见过且有意思的程序,你可以坦然地向他索要程序,这样你就可以读它、改它,或拆卸部分用于新的程序。社区中的这些人是真正意义上的黑客,而现代的大多数所谓的黑客,则是计算机的驻虫。就这样,那时所有软件都是共享的,私有让人嘲笑,专用受人鄙视。当然,这种共享,只是在这个特定的社区中,那时全世界没有多少人掌握计算机技术。斯托曼很快就成为这个社区的重要成员。

    20世纪70年代末,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致电脑业余爱好者的一封公开信》为标志,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伯尔尼公约》为框架,软件步入了版权时代。随着现代商业软件的发展,对利润的疯狂追逐不但割裂了传统,极大地偏离了计算机的基本精神。而且还在不断变本加厉。专有软件所有者制订了规则: “如果你与你的邻居共享,你就是盗版者。如果你想作点改动,那你得乞求我们来做。” 到80年代后,计算机的商业化和软件专有化席卷整个产业,黑客们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一个又一个有才能的MIT程序员离开了校园,投入了市场的怀抱。尤其是 Symbolics公司的成立,挖走了社区中的许多黑客,大大伤了MIT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元气。斯托曼感到:一个时代结束了。

    斯托曼说:“那时,人工智能实验室已没法再支持下去,我是最后一个还想让它活起来的呆瓜。但后来我也没办法了,因为一个人根本发挥不了作用。……随着社区的终结,我面临着一个道德上的抉择。最简单的就是投身于专有软件世界之中,签署不公开协议,并承诺不帮助同行、同事。而且自己也很可能编写软件,并在不公开协议的前提下发布软件,去同流合污,迫使更多的人背叛自己的原则。显然,走这条路,可以挣大钱,而且使编写代码的工作增添一份金钱上的快乐。但是我知道,等到自己职业生涯终结时,我再回首这些年为分离人类而砌造的‘墙壁’。我会感受到,我将自己的一生都用在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糟糕。” 而他的另一个选择,很直截了当,但令人不愉快,那就是从此离开计算机领域。“这样我的技能不会被滥用,但也将被浪费,我不会因为分化和限制计算机用户而感到有罪,但这些事情会继续发生。……因此,我开始寻找一条出路,使程序员可以做真正的好事。我问自己,我能写什么软件,我能否让社区重焕生机。”

    我深信斯托曼所陈述的当时的心理活动都是很真实的,因为他后来的一切活动都在围绕一个目的:使程序员可以做真正的好事!于是,他与专有软件领域开始了抗争,这种抗争一直持续到现在,将来依然存在,只要专有软件一天不消失,它就会存在。

    开始时,斯托曼在思考,首先需要的是一个操作系统,这是开始使用计算机的关键软件。有了操作系统,就能做许多事,没有操作系统,计算机都无法运行。有了自由操作系统,我们就能再次组建一个相互合作的黑客社区。而且任何人使用自由软件都不必剥夺他/她与朋友家人的共享权利。作为一名系统开发者,无疑,斯托曼是可以胜任这项高尚的工作的。“虽然我没有认为自己一定能成功,但我意识到自己就是命定做这项工作的。”斯托曼选择做一个与Unix兼容的操作系统。这样容易被移植,而且Unix用户可以方便地转移过来。这个系统的名字就叫GNU,这个名字的确定就是遵循黑客传统,是一个递归的缩略词:“GNU IS NOT UNIX。” 也许,刚接触电脑,只知道天下有windows的的朋友们会问,为什么不与windows兼容呢?因为那时还没有windows。有unix的时候,微软尚未存在。

    但一个操作系统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内核(管理磁盘,内存分配等),而且仅能运行其他程序也是不够的。一个完整的操作系统,还需要有指令处理器、汇编程序、编译器、解释程序、调试器、文本编辑器、邮件软件等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开发这样一个完整的系统是项庞大的工程。斯托曼决定尽可能采用已有的自由软件,比如一开始他将Tex作为主要的文本格式标识符,几年后他又用X Windows系统作为GUN的窗口系统。

    1984年1月,斯托曼已启动了GNU计划,他担心MIT会要求产品的所有权,会给产品强加入他们的销售条件,最终又会成为专有软件,因而他辞去了 MIT的工作。辞职后,他为买不起电脑而发愁时,发现自己原来在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办公室,还没有分给其他人用时,这样他就每天晚上溜进去工作。久而久之,白天他也跑去用实验室里的电脑。 当时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Patrick H. Winston并不干涉。因为Winston始终不把斯托曼的辞职当真,只要斯托曼能创造些好东西给大家用,实在没有必要把这位共事13年的老同事打发走路。因此他爽快地邀请斯托曼可以继续使用实验室的设备。从此,斯托曼就成了特殊的一员。

    GNU工程启动后,斯托曼听说有一个自由大学编译器套件(VUCK)。他去信询问能否用入 GNU。答复是嘲弄式的,说对大学是自由的,但对软件本身不行。于是,决定他为GUN编写的第一个软件就是一个多语言、多平台的编译器。他想利用 Pastel编译器的源代码,但最终放弃。从头编写了新的编译器,名为GCC。(可能刚接触计算机的朋友又不懂了,不知道什么是编译器。简单的说,我们所用的软件几乎都是由编译器生成的)。

    1984年9月,斯托曼开始开发字处理器GUN Emacs,1985年初,它开始可以工作。这使它可以在Unix系统上进行文本编辑。此时,许多人想使用Emacs,因此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何传播它?当然,他将其放到了MIT计算机的匿名服务器上。但那时互联网还未普及,人们很难通过FTP获得拷贝,而且失业的斯托曼也需要收入。于是,他宣布任何人都可以用150美元的价格获得全部程序。这就是说,如果你愿意从网上下载,就下载,是免费的。如果你无法从网上下载,那么就要支付一些费用才能得到,当然,所支付的费用是远低于当时的专有软件的价格的,而且,用户可以得到软件的源代码,这是专有软件最为忌讳的事情。这样,自由软件的分销商业模式就此诞生。如今,整个基于Linux的GUN系统都是如此。

    由于GNU是公开源代码的,为了防止不肖厂商利用自由软件,使其专有化。斯托曼别出心裁,创造了Copyleft的授权办法,让所有的 GNU程序遵循一种“Copyleft”原则,即可以拷贝,可以修改,可以出售,只是有一条:源代码所有的改进和修改必须向每个用户公开,所有用户都可以获得改动后的源码。Copyleft保证了自由软件传播的延续性。我相信,很大一部分人对自由软件是否公开源代码不感兴趣,只是对其免费比较感兴趣,但自由软件和销售拷贝之间并没有矛盾。事实上,销售拷贝的自由是至关重要的:把自由软件收集到CD-ROM上出售对整个社团都很重要,而销售它们又是为开发自由软件筹集资金的重要手段。因此,如果人们无法将某个程序自由地收集到这些集合中时,这个软件就不是自由软件。虽然自由软件允许收费,但我并没有看到卖的很昂贵的自由软件。譬如,同样是操作系统,WINDOWS XP卖了上千块人民币,而一套Fedora Core 5只花数十元人民币就能得到。另外,你买了WINDOWS XP,并不算完,像office系列软件等依然需要购买。而一套Fedora Core 4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包括了大多数常用软件。

    斯托曼的EMACS得到许多用户的喜爱,有一大堆人去玩它,然后精益求精,越改越好。目前已有几百种EMACS的副程序,可用在50多种电脑上,从微电脑到Cray的超级电脑都可用EMACS。 由于EMACS的成功,Richard Stallman设立了一个基金会: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FSF);凡是捐助FSF和GNU计划的厂商,可享有一些优待。这样,单单1989年,FSF就收到267782美元的捐助,基金会也因出售GNU程序手册和磁带,而赚了330377美元。此外,斯托曼也不再天天溜回人工智能实验室“借”用电脑,因为许多厂家已为FSF提供一大堆的高性能工作站等硬件设备,包括HP、Thinking Machine、Sony,甚至UNIX的娘家—贝尔实验室,也贡献了不少设备。也有一些厂商捐赠现金,并把技术人员送到FSF来向斯托曼学习,而且支付斯托曼的员工薪水。 FSF就用这些钱来养起14位基金会成员: 9位程序设计师,3位负责技术资料撰写。虽然斯托曼自己不领薪水,但他不能期望他的同仁也和他一样看得开,而饿着肚子为理想拼斗。但FSF的程序设计师一年也只有2万5千美元的薪水,这是一般厂商的一半或三分之一。斯托曼之所以以低薪待人,原因就是可多请几位志同道合的黑客,为理想而工作!

    GNU在工作站和微机市场很风光,许多工作站/UNIX和微机厂家,都把GNU纳入他们操作系统,包括Convex Computer、DEC、Data General及以前的NeXT等。GNU工程激励了许许多多年轻的黑客,他们编写了大量自由软件。最后,一个芬兰的大学生李纳斯·托瓦兹写了一个类似 UNIX操作系统的内核,称为Linux,把所有GNU软件和硬件连接了起来,但Linux并不能代表整个操作系统,Linux只是个内核,整个系统还包含数以百计的软件工具和实用程序,大多是由GNU黑客们完成的。他认为,整个操作系统称为GNU/Linux比较合适。Linux内核为GNU工程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同时,自由社区也日益壮大起来,斯托曼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斯托曼认为,在自由软件t时代,软件公司可以靠服务和训练赚钱。如果你公司没有人会用源代码,你就得请位程序员,帮你修改由FSF得来的 Copyleft程序;你不必怕你出钱所改的程序会流传到另一家公司,因为那家公司也许会为这软件改头换面,帮它抓虫,或修改,或添加些新功能。而在任意拷贝的情况下,你也因而受惠。所以程序员绝对饿不死,仍会像现在高价软件的时代一样,有许多“服务”的大钱可赚,只不过不可能象盖茨这样积聚起世界第一的巨额财富。而GNU的软件也能使写程序的人更具生产力,因为他不必凡事都从零做起,可根据已有的软件来改进。所以斯托曼希望,有一天软件业者不是靠目前的 “Copyright”版权法,迫使客户花费巨额资金购买软件,而是依仗提供服务(如技术支援、训练)来获取应得的报酬,这种报酬可能会比一般人高,但是绝对不可能为一个小公司培养出几百个百万富翁。简而言之,未来软件业的基本准则就是“资源免费,服务收费”。

    近几年,随着Linux系统的迅速崛起,以及良好的声誉,再也没有人对自由软件的全新商业模式表示怀疑。在斯托曼思想的指导下,自由软件已经成功地步入市场主流,占据了市场实地。毕竟,在商业横流的今天,思想在贬值。自由软件也只有在夺取市场政权后,才能真正确立自己的实力地位,促使整个软件业模式发生巨变!2005年,微软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必须与自由软件共生共存!庶民,同样能够赢得胜利!

    赢得胜利之后的斯托曼总是风尘仆仆,行囊相随,四处布道。他带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但这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属于自由软件基金(FSF)。其实,斯托曼从来就没有拥有过一台自己的计算机。也从来只用自由软件(当然他从来没有用过Windows)。而且,他也没有自己的汽车、电视和房产。这位 46岁的单身汉节俭地居住在一间租来的房子里。已有15年了,没有领取过一个月的正式工资。因为他的工作就是使软件获得自由。

    但是在商欲横流的今天,人们更愿意追逐财富,而不是贫寒的斯托曼的高尚思想。因此不足为怪,连自由软件团体内的许多人也开始离他而去。同时,随着自由软件迅速崛起,影响力大增,而斯托曼毫不妥协的个性和思想使其在自由软件内部也越来越成为争议人物。

    Apache Web服务器和GNU/Linux操作系统日渐流行,新一代黑客们受到鼓舞,纷纷投入商业领域,越来越多的人加盟自由软件,他们是一类全新的黑客:一方面呼应自由软件的精神,一方面又积极拥抱商业世界。他们鼓吹自己能够创建比专有软件更稳定更灵活更少“臭虫”的软件产品,同时又积极捕捉每一个商机。于是,与斯托曼持不同政见者将“自由软件”这个名字改成了“开源软件”,看起来好象两者兼容,但斯托曼认为,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自由软件将自由精神放在首位。但是对商人来说,自由(free)与免费(free)是同一个词,与斯托曼布道的“自由精神”不同,他们更愿意谈论实际问题,也就是能不能赚到利润。为了避免纷涌而来的投资者被斯托曼“吓跑”,与斯托曼持不同政见者还得联起手来,将斯托曼屏蔽起来。

    我不怀疑,自由软件阵营中的现实主义者们的本意也是好的,是想让自由软件具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就像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要积极与国际接轨,要招商引资,总不能报着理想当饭吃吧?但我只是觉得,现实主义者将越来越背离自由软件的原始意义。也许,有一天,它会蜕化成商业的专有软件,就像苏联的命运。中国为什么无法开发自己的操作系统,我想没有理想是最大的原因。

    但斯托曼彻头彻尾的是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那么不可能有GNU的产生!他宁愿固守贫穷,也不愿意放弃他的理想,自由,自由,乌托邦!毫无疑问,无论是自由软件运动还是开放源代码,都来源他20多年前开始的努力,这肯定是计算机历史上最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对于目前的成功,斯托曼感到非常高兴,但也有更多的焦虑。因为他感到自己明显被排斥在外。“有人极力想改变历史,否定我在这场运动中的地位”对于人们用Linux来指代整个操作系统,斯托曼十分痛心,他说正确的用词应是“GUN/Linux”。 斯托曼承认李纳斯.托瓦兹的贡献很关键,是他完成了GUN/ Linux的内核。但是斯托曼估算,内核只占整个系统的3%,相比之下,GUN项目贡献了30%的代码,其余67%的代码来源于其他方面。但令他欣慰的是,GNU的一些原则仍在起作用。他认为这种原则不仅使软件开发更显活力,更能生产出优质软件,还认识到这本身是一种行为准则。

    批评者认为,斯托曼极力维护GNU的遗产,是沉湎于这场运动的枝枝末末,对整个自由软件都是有害的。对大多数开放源代码倡导者来说,颠覆微软才是主要的斗争方向。但斯托曼说:“我关心的是精神,是GUN项目内在的哲学。这种哲学就是它存在的理由,那就是自由软件不仅仅是为了方便,也不仅仅是为了可靠。真正重要的是自由,协作的自由。我不关心某个人或公司。因此我认为单纯与微软作战偏离了这个运动的方向。”

    现在,斯托曼的拥戴者还有,我也是其中一员,但是斯托曼的大多数主张还是被人们忽略了。如今只有“Linux”充斥着媒体的标题,而其背后的思想开始逐渐隐去。

    现在,斯托曼依旧没钱、没势,连原先的许多信徒都被分化而去。这场运动给他带来的唯一收获可能就是:无论斯托曼走到哪里,都会有人乐意借给他计算机,使他能及时查看电子邮件。他还是那样不修边幅,无所顾忌。但是与当年执着相比,他的精神状态开始呈现一种新的焦虑和紊乱,而这一切正是他创造的自由软件的成功,施加给他的。而且可以肯定,斯托曼必将越来越被自由软件成功的浪潮所淹没。因为,他引燃的这场革命已经完全超越了他的驾驭范围。这也是许多思想家、革命家、理想主义者的共同的命运!

来源:http://blog.csdn.net/MTK_kyle/archive/2008/04/15/2294195.aspx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美国苹果电脑公司的共同创始人,“极客精神”代表

 

尽管史蒂夫·乔布斯在当今创新艺界的舞台上俨然是一名超级明星,但事实上,当年向IBM巨型计算机发起挑战的个人电脑,发明人其实是另外一位同样也叫史蒂夫的年轻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美国苹果电脑公司的共同创始人,人称沃兹(WOZ),是他发明世界第一台个人电脑,后来才连带引发了信息技术的大革命。

去年,沃兹出版了英文自传《iWOZ:我是沃兹》,一出版即成为畅销书,上个月国内京师锐文出版社赶在中国台湾远流出版社之前推出了本书的中文版。这本书揭开了沃兹发明电脑以及与乔布斯一同创办苹果公司的过程,同时也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时讲求技术至上的“极客精神”发出了怀念之情。本书英文书名的谐音是“我曾是”,副标题用了过去式强调:“我如何发明了个人电脑、共同创立了苹果公司以及如何享受整个过程。”反映出作者“不希望被历史遗忘”的心愿和其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我们可以模糊见到这位“被遗忘的英雄”对当今苹果公司走向商业化的不同态度,不过可惜的是,因为他还是苹果公司的共利者,因此书中的批判性大有保留。令“苹果迷”们最感兴趣的,还是听他亲自解释当年为何急流涌退从苹果公司幕前淡出的细节。本书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衔接了历史中一段“失落的环节”,并将他亲身的经历栩栩如生地带到读者眼前。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一位传奇性人物,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充满了戏剧性。

以下是记者王冰容对他进行的独家专访,沃兹说出了他对个人电脑的未来与技术革新的看法。

GE:作为第一台电脑的发明人,你为人类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你对个人电脑以及网络技术的发展前景有什么看法?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 由于目前科技产品的成本很低,很多新的技术出现,这些新技术主要围绕着是怎样去管理电影,图片和音乐。这些都是人们生活的元素。科技下一步的发展就是围绕着怎样把这些元素巧妙地组合起来。很快,在不久的将来一个小小的硬盘就可以装下你看过的所有电影。但要达到这一点,我们还需要解决一些像硬盘的运转速度这样的技术问题。处理器会愈来愈快,现在处理器的速度已经很快了,但是要达到人工智能的水平,还差的远,电脑还不能像人脑一样反应。比如说,我现在和你说话,我可以判断你的反应,如果我给学生上课,我很快就可以判断出学生是否对我的话题感兴趣。目前没有任何电脑可以做到这点。虽然电脑可以和人类有一些交流,但还仅仅停留在表面上的意义。电脑需要更快的处理器才能像人脑一样反应。现有芯片的运转速度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关键的问题是在于芯片产生的热量,芯片的速度还可以十倍地增长,但是产生的热量会把整个的芯片融解,摩尔定律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光子技术的出现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芯片热量的问题可以解决,电脑会出现许多新的突破,这是很可能的。许多公司现在都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网络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信息大聚会的时代,我们可以从网上看电视,电视会渐渐地被淘汰。我们可以从手机上看电视,不论我走到那里,我喜欢的电视节目都会跟着我。比如说,我到你家里,只需要把我的手机和你家里的显示屏通过无线传输联系起来,我就可以看我预定的节目了。这就是我所说的“生活里需要的所有的东西都会跟着我们”。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和Wi-Fi很相似的世界通用标准,我认为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GE:你知道谁在做光子技术这方面的研究吗?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 很多小型公司都在做。像英特尔这样的大公司正在等待技术发展成熟以后把小公司的技术给买下来。IBM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在原子方面的研究,IBM 是世界第一。

GE:你当年一个人在自己的家里开发了第一台电脑,你认为这类的技术革新还会从个人或小型公司里蹦出来吗?小公司的生存空间如何?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 小公司现在很难打入计算机行业,主要因为这些大企业财力雄厚,也很了解客户的需求。一些小公司想到的产品,大多数情况下大企业早已经有了。对于大部分消费者来说,也多是从大公司的产品中受益。通常来说大公司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会全面一些。

但在互联网方面,新的产品还会持续从小公司里产生,像 eBay, Google, Youtube, Myspace 这些公司,通过网络把一个小型平台建大,由小公司逐渐变成大公司。许多小公司都在创造一种新的文化,然而大公司很难开发与文化有关的新产品,因为大公司多年来已经形成了自己固定的文化,这种公司文化一旦形成,是很难被打破的。

GE:你怎么看苹果公司的创新?很多年来苹果公司一直在技术潮流上领先同业,不停地开发新产品,像iPod 和 iPhone。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 对,苹果公司的目标就是创新,这在大公司还是很少见的。苹果公司一直像小公司一样在尝试新的东西,创造功能和造型完美的产品。但是现在的苹果公司也不能像当年一样了。

GE:你能不能解释一下原因?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 苹果公司现在不能够做一些非常有开创性的尖端产品,或是尝试一些没有经过大众测试、非常概念性的产品,诸如研制一个机器人。苹果公司的研发方向都是非常大众化的,从根本上来说,现在的苹果公司是一个以商业市场为导向的公司,设计的产品符合大众的兴趣和爱好,从这一点来说,现在苹果公司不会像早期的苹果公司那样具有冒险精神了。

GE:硅谷被认为是世界科技产业的中心,你认为这个地位在将来会不会改变?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 硅谷发展了一个很强大的技术创新文化,尤其在过去的年代,有许多小公司研发新产品,并且推广到许多地方。现在的硅谷已经没有这种气氛了。现在的硅谷是由许多成功的大型公司组成的。硅谷有一个技术创新的名气和环境,但是技术创新并不一定来自硅谷。微软就不是从硅谷发起的。由于互联网的存在,技术创新可以发生在世界的任何角落。但是我同意硅谷有很多好的条件,像人力资源,管理经验,技术知识等等。硅谷最大的优势是雄厚的资金,在过去的许多年,硅谷孕育许多成功的科技公司,这些公司产生了大量的资金,许多风险投资资金都留在了这里。其中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那些风险投资人都不愿意到很远的地方去开董事会,导致许多外地的企业家因而搬到硅谷。

GE:在你的书里,你谈到你与苹果现任总裁史蒂夫·乔布斯的一些摩擦和分歧,尽管如此,多年来你一直很支持史蒂夫·乔布斯?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 当然,苹果电脑之所以有今天,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有史蒂夫·乔布斯。至于史蒂夫·乔布斯本人的性格和管理方式,我听到很多不好的评语,但是我没有亲自见到。乔布斯有自己的一套工作方式,我认为这种方式对苹果很有效。乔布斯对人的要求很高,知道如何激发他们的潜能。乔布斯总是要作第一个,要出最好最新的,前人没有的产品。这就是苹果公司的核心文化。

GE:你对苹果公司现在发展是不是很满意?自从今年一月苹果公司宣布了iPhone, 苹果公司的股票一直在上涨。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 非常满意,我认为股票还会继续上涨,但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iPhone 真的是一个有魔力的产品,是一个功能与造型的完美组合,设计非常符合我的理想。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4月5日在“存储网络世界”大会上表示,iPad 2主要瞄准普通消费者,而不是企业的存储设备工程师。

在摩托罗拉发布采用Android 3.0“蜂巢”操作系统的平板电脑Xoom之后,业内对平板电脑的讨论再次升温。沃兹尼亚克表示:“在平板电脑方面,有报道称Android平板电脑将超越iPad,我希望这不会发生。”

 

沃兹尼亚克同时表示,在创立苹果的第一天,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就设想为普通消费者开发平板电脑。他表示:“我认为,乔布斯在我们创立苹果的第一天就有这样的意图,但当时做到这一点很难,因为我们需要迈出很多步。计算机也需要能够满足普通消费者的日常应用。

20世纪80年代后期,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离开了与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合作创办的苹果公司,但是多年以来,他从未停止去做一个苹果的粉丝。有着“冒牌乔布斯”之称的美国《新闻周刊》专栏作家丹尼尔·莱昂斯Daniel Lyons在沃兹尼亚克前去为一场高中机器人竞赛担任裁判的路上遇到了“另一个史蒂夫”,于是二人有了以下攀谈:

问:你觉得iPad怎么样?

沃兹尼亚克:我现在身上有四部手机和两台GPS设备,我要尽力看清地图,现在我希望身边能有个iPad。(路遇怀俄明州格林河暴风雪,译者注)

问:你觉得iPad会引起轰动吗?

沃兹尼亚克:对学生来说,iPad将会降低购买电脑的价格。在教育市场,我觉得它是一个大事件。可以想象那些高效的学生们,他们想要一款苹果制造,但是父母不像花费那么多钱,现在iPad就成了理想之选。到了学校,可能有人拥有价值6000美金的昂贵笔记本电脑,但是最吸引眼球的确是拿着iPad的那个家伙。

问:iPad的其他目标受众有哪些?

沃兹尼亚克:我妻子的父母——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这个复杂的电脑世界。他们有的是旧式电脑。但是iPad使事情简化了。它就像重新启动了一样。我们都说一切会变得更加简单。然后突然之间,我们就有了这个化繁为简的发明。

问:那么iPad适合你吗?

沃兹尼亚克:起初我觉得,iPad不适合我。我已经有iPhone作为移动通信设备,也有电脑满足我对计算机的需求。但是iPhone却有一些不擅长的地方,绝大多数就是在浏览的时候。因为屏幕尺寸的关系,用iPhone看地图可真是糟糕。

问:你有预定一部吗?

沃兹尼亚克:我为一位朋友预定了一部,接着又为我自己预定了两部,一部是Wi-Fi版的,一部有3G功能。我还会在周五晚上排队等待,就是为了凑个热闹。

问:你现在用的什么手机?

沃兹尼亚克:我有两部iPhone,一部Google Nexus One,一部摩托罗拉的Droid,此外还有一部Garmin和一部TomTom。我会同时把他们全都打开,此外还有普锐斯的导航系统。

问:你最喜欢的手机是哪一部?

沃兹尼亚克:iPhone,因为那些应用程序。顺便说一句,我解决了iPhone电池使用寿命短和缺乏多任务处理的问题。

问:真的吗?

沃兹尼亚克:没错儿。我有两部iPhone,所以如果第一部的电池用完了,我可以用另一部。如果我再用其中一部讲电话,我可以用另一部查找东西。你都想不到两部iPhone交替能玩出多少花样:)

 

下面是沃兹这位技术天才的牛 X 经历以及苹果公司早期成长史

apple founders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和乔布斯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 1950 年 8 月 11 日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荷西市,父亲是洛克希德公司(军迷听到这个名字一定要“哇”一下了)的导弹工程师。沃兹从小就接受了父亲很好的启蒙教育,设计组装各种电子设备,相当的 Geek。不过因为太“刺儿头”,沃兹在学校混的很不怎么样,甚至因为在公用电脑上试验程序导致巨额开支(全班 5 年的预算被沃兹瞬间“败家”没了)被科罗拉多大学处以留级的惩罚。
1970 年,大二的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在车库里组装出了第一台电脑(不是苹果):“奶油苏打电脑”(Cream Soda Computer)。通过这台电脑沃兹变得小有名气,而且更重要的……经人介绍认识了乔布斯!一个是技术天才,一个是满脑子牛 X 想法的产品/营销天才,两人立刻开始碰出火花。他们合作的第一个产品很龌龊:名叫“蓝盒子”的可以盗打电话的非法装置,不过还真蛮有市场。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和他发明的蓝盒子电话盗打机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和他发明的蓝盒子电话盗打机

1972年,读大三的沃兹尼亚克再度休学,去 HP 工作以便筹集学费以及买车钱(上一部车被他撞烂了),一干就是 4 年。期间一件特牛的东西诞生了:Apple I,没错, Apple I 电脑是在苹果公司之前诞生的,而且是在 HP 的办公室(沃兹下班后在办公室鼓捣这玩意儿)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设计的 Apple I 电脑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设计的 Apple I 电脑

Apple I 电脑于 1975 年 6 月 29 日晚上 10 点成功启动……记住这个时间吧。然后乔布斯找到了沃兹尼亚克,说:咱么大干一场吧,“就算赔钱,至少我们这辈子拥有过一家公司”。沃兹被说服了,二人在 1976 年 4 月 1 日成立了苹果电脑公司。当时 Apple I 电脑的售价为 666.66 美元,截止年底卖了 150 多台,赚了第一桶金:8 万美元。紧接着,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开始研发真正让苹果电脑公司大爆发的产品:Apple II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设计的 Apple II 电脑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设计的 Apple II 电脑

1977 年 1 月,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设计的 Apple II 电脑亮相,在销售情况最好的 1978、1979 年,Apple II 月销量可以达到上万台。这时沃兹做了一件高尚到难以置信的事情:散财。他把持有的苹果原始股以每股 5 美元的低价贱卖给公司员工,甚至将价值上百万美元(想象一下70年代末的物价和消费水平)送给早期创业的苹果元老。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
现在的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

技术上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绝对成功,但个人生活上沃兹很受伤:失败的婚姻、失败的个人投资(开音乐节什么的,结果巨额亏损)、车祸和私人飞机失事、苹果电脑公司内部的人事斗争······唯一的好消息就是他终于修完了 N 年前辍弃的学业。最终,沃兹逐渐淡出了苹果电脑公司。此后除了一些 IT 公司(貌似都没什么名气)的事情,沃兹主要投身于教育以及慈善事业。2000 年 9 月,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被正式列入美国国家发明家名人堂。
相关链接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的个人网站…http://www.woz.org/
维基百科对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的介绍…http://zh.wikipedia.org/zh-hans/斯蒂夫·沃兹尼亚克

 

约翰·斯卡利谈乔布斯[采访全文](上)这是约翰·斯卡利就史蒂夫·乔布斯接受采访的文字抄本。文章有些长,但值得阅读,因为其中有一些关于乔布斯如何做事的惊人洞察和见解。这同样也是你能听到的最坦率的 CEO 采访之一

【本文原载:Cult of Mac ,链接在此

乔布斯与约翰·斯卡利,苹果前 CEO ,二人当时被《商业周刊》称为「动态二重奏」

这是约翰·斯卡利就史蒂夫·乔布斯接受采访的文字抄本。文章有些长,但值得阅读,因为其中有一些关于乔布斯如何做事的惊人洞察和见解。这同样也是你能听到的最坦率的 CEO 采访之一。斯卡利完全放开了谈论乔布斯和苹果公司,他承认苹果雇佣他去运营这家公司是一个错误,他表示自己一点也不懂电脑。这对谁来说都很难得,要公开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做出诚恳坦率的评价并不容易,何况他曾是风光一时的大公司 CEO 。

你提到了「史蒂夫·乔布斯的方法论」,什么是史蒂夫的方法论?

斯卡利:我给你说个大致概念。我第一次见到乔布斯时,大约是 25 年前,他把一些与今天相同的「基本原则」放到一起,这些「基本原则」也就是我所说的,乔布斯如何打造伟大产品的方法论。

史蒂夫从我遇见他那天起就热爱美妙的产品,尤其是硬件。有次他来我家的时候,被我家的门深深吸引了,因为门上有个特别设计的铰链和锁。我曾有过工业设计师的学习经历,因此连接起史蒂夫和我的是工业设计,而不是计算机。

我当时对计算机几乎一窍不通,当时的其他人也是一样。那时候个人计算机革命才刚刚开始。但我们两个都相信美妙设计的价值,但史蒂夫尤其觉得,你应该从提供良好用户体验的角度开始设计。

他总是以「用户的体验将会因此变成怎样?」这个视角来看待很多事情。但和今天的很多做市场的人不同,他们会走出去做消费者调查,问人们「你们想要什么?」史蒂夫不信这一套。

他说,「我怎么可能去问一个不知图形计算机为何物,一个从没见过图形计算机的人,图形计算机的未来会是怎样?」史蒂夫相信,这就像是拿着一个数学计算器给人看,他们是无法想像出计算机将会发展成怎样的。因为,这个鸿沟太大了。

史蒂夫看待产品的视角总是先从用户体验开始,而工业设计在产品给人印象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因此,他把我招到苹果,因为他相信计算机最终将称为消费产品。在 1980 年代初期,这种想法是很惊人的,因为当时人们都觉得个人电脑只不过是大型计算机的微缩版本。IBM 就这么看。

当时也有些人觉得,个人电脑的市场和游戏机差不多。当时有些早期的游戏机,结构比较简单,可以连接到电视上玩……但史蒂夫的看法却完全不同,他认为电脑将会改变这个世界,用他的话来说,他觉得电脑将成为「人类思维的自行车」。它将赋予人们之前自己从未想象过的能力。它与游戏机的市场规模无关,也不只是大型计算机的缩小化……

史蒂夫是一个具备强大想象力和愿景的人。而且还是一个执着于每一步细节都要精益求精的人。他在有系统地在关注每一件事情——归根到底,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如果你回到 Apple II ,史蒂夫是第一个把计算机放进塑料盒子的人,我们今天称之为 ABS 塑料(ABS plastic)的材料,他也是第一个把键盘集成到电脑上的人。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似乎是再简单不过,但在当时他创造第一台 Apple II 的时候,1977 年——也是史蒂夫方法论开始的时候,却并非如此。史蒂夫的方法论贯穿到 Macintosh 、NeXT 电脑,以及后来的 Mac 电脑,iMac ,iPod 和 iPhone 都在其中。

让史蒂夫的方法论与其他人的区别开的一点是,他相信你最重要的决定,不是你要做什么——而是你决定不做什么。他是个极简主义者。

我记得有次去史蒂夫的家里,他房间里面几乎没有任何家具。只有一幅爱因斯坦的画像,他非常钦佩爱因斯坦;还有一盏蒂凡尼台灯(Tiffany lamp)、一把椅子和一张床。他不仅是不喜欢被太多东西包围,而是对于挑选东西有难以置信的在意。对于苹果他也是一样。有些做用户体验的人,他们觉得工业设计不应该提到与开发科技产品的其他工作相提并论,他们觉得那是做珠宝生意的人该关心的……但回到我刚才说的锁的例子,铰链、精美的黄铜制作的门、精细的工艺、机械装置,我想,这能反映出史蒂夫感受到的一切。

当我第一次看到 Macintosh ——当时它还在开发之中——基本上只是一堆元件安装在我们称之为「面包板」的电路板上。它什么也不是,但史蒂夫拥有那种去接触和发现(他感觉会成为)绝对最优秀、最聪明的人的能力。在激发别人加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方面,他拥有异乎寻常的个人魅力和极强的煽动性。即便产品还不存在,他也能让别人相信他的愿景。当我去见麦金塔团队的时候(麦金塔团队最终的人数达到 100 人左右,但在我见他们的时候人数还比较少),当时他们的平均年龄是 22 岁。

有些人很明显从来没有从事过商业产品开发,但他们信任史蒂夫,相信史蒂夫的愿景。史蒂夫能够同时在多个层面工作。

在一个层面上,他的工作是「改变世界」,这是大的层面。在另一个层面上,他的工作又沉至实际打造一款产品,设计软件、硬件、系统设计,甚至应用程序、外围周边产品等成功的必要细节。

在不同的情况下,他总是能够找到在某个领域最棒的人,并且总是亲自完成自己团队的所有招聘工作,他从不将这个工作授权给任何其他人。

关于史蒂夫的另一点是,他从不尊重大的组织。他认为那是官僚且无效的。他基本上叫他们「蠢伙」(bozos),这是他对自己不尊重的组织或机构的习惯叫法。

麦金塔一体式的开发团队,最终人数涨到了 100 个。史蒂夫就给自己定下一个规矩,发誓麦金塔团队的人数永远不超过 100 个。所有,如果要想添新人进来,就得裁另外的人出去。这种思考是典型的乔布斯观察法「我无法记住超过一百个人的姓名,所以,我只想跟我私下认识的人呆在一起。如果团队的人数超过了 100 个,就会强迫我们变成了另外一种组织结构,我无法在那种环境下工作。我喜欢的工作方式是,我可以碰任何事情」。我在苹果期间了解了他,就是这样运营自己的部门的。

那么当苹果越来越大之后,乔布斯怎么做呢?我是说,现在的苹果已经有上万员工了。

斯卡利:史蒂夫会说:「公司的组织可以长大,但麦金塔团队不能」。麦金塔是以一个产品开发部门设立的——所以苹果公司是一个中心销售组织,是一个后勤总办公室,负责所有其他的行政、法律等事务,还是一个中心制造部门。但真正的团队是麦金塔团队,对高科技公司而言确实如此。建造伟大的产品,并不需要太多人。一般来说,你只会看到数量不多的软件工程师在开发操作系统。事实并非你想的那样,其实只要很小的一支团队。想象一下,它就像一个艺术家的画室,或者一个艺术家的工作间,乔布斯就是主任工匠师傅,他四处走动查看作品并作出判断,很多时候他的判断就是拒绝某些事情。

我能回忆起很多的夜晚,我们都在办公室呆到 12 点或者凌晨一点,因为工程师一般直到午餐时间才现身,然后一直工作到深夜。一个工程师可能把史蒂夫叫过来,向他展示自己最新写成的软件代码。史蒂夫会在看完之后扔给他一句:「还不是足够好。」他会不断地驱使人们提高对于自己能够做到的水平的期望值。所以,人们做出来的作品往往是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能做到的。很大程度上,或许因为乔布斯经常在进行角色切换,一会儿他会以其强大的领袖魅力高度赞许员工,刺激他们,让他们觉得自己正在从事一件伟大的事业;另一方面,他在拒绝作品方面又几乎残酷无情,直到他觉得已经达到完美的水平,可以装进产品——这个例子里,是麦金塔电脑。

他自己也清楚地意识到,对吗?这是个非常棒的发现,他并不是个喜怒无常的疯子?

斯卡利:对,史蒂夫让人难以置信的有系统性。他的办公室里总是有一块白板。他很少亲自去画。他的绘画技能并不突出,但他的品味让人叫绝。

把史蒂夫与其他人区分开来的是,比如比尔·盖茨——同样也非常杰出——但比尔对于卓绝的品味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如何占领这个市场,他愿意去推出任何需要推出的产品,只要能够占领市场份额就行。史蒂夫绝对不会这么做。史蒂夫相信尽善尽美。他愿意在新的产品领域做额外的冒险,但从设计师的角度他总能得到特别的优势。所以,当我思考不同类型的 CEO ——有的是优秀的领导,有的是扭亏为盈的大师,有的是聪明的谈判代表,有的很棒的激励者——但史蒂夫最天才的技巧在于,他们是一个伟大的设计师。在苹果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通过设计的镜头来理解。

在苹果公司,无论是用户体验的外观感觉,还是产品的工业设计,软件的系统设计,甚至是主板线路如何安排,都是经过设计的。机箱内部的电路板必须要让史蒂夫看起来觉得漂亮才行。甚至在设计麦金塔电脑的机箱的时候,史蒂夫故意使它设计的让普通消费者难以拆开,因为他不希望有顾客乱改里面的任何东西。

以他的苛刻标准来看,每件事情都必须经过完美的设计,即便很多用户根本看不到它们存在。

直到建造麦金塔制造工厂的时候,这一标准已经被系统化。麦金塔工厂初中仅计划成为一家自动化工厂,但最终成为了拥有自动分拣机器人的总装和测试工厂。今天这并不新鲜,但在 25 年前可不一样。我还能记得通用汽车 CEO 和罗斯·佩罗(Ross Perot)一起参观麦金塔工厂时的情景。我们的工厂只是进行产品总装和测试,但这一切进行的非常完美。因为这个工厂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想得非常透彻,自动化的工厂就像是一个产品。

现在,如果你快进到今天看看史蒂夫创造的产品,如今的科技已经能做更多的事情,这使得产品能够更微型化、商品化,成本也更便宜。现在苹果已经不再制造任何东西。我在苹果的时候,人们常常称苹果为一家「垂直整合的广告代理公司」,这可不是什么恭维的话。

事实上,到今天大家都是如此。惠普、苹果,以及绝大多数科技公司都不再自己制造,而是将制造完全外包给 EMS ——电子制造服务商,也称 OEM 。

耐克是不是很类似?

斯卡利: 是的,大概吧,耐克已经很接近了,我想确实如此。我想如果你回头看看当时日本的消费电子厂商,他们都是类似的公司。

史蒂夫当时非常羡慕的公司是索尼。我们曾去拜访过盛田昭夫(Akio Morita),他和史蒂夫对于美妙的产品有着同样的高标准。我记得他送给我和史蒂夫一人一个第一代索尼 Walkman 随身听。在此之前我们从没见过类似的东西,因为根本就没这样的产品。那是 25 年前的事了,当时乔布斯对它非常着迷。他对 Walkman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拆开,然后观察他的每一个零部件。研究它的外观和质地,看它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他也被索尼的工厂吸引了。我们进入索尼工厂里面。看见不同的人有不同颜色的制服,有的是红色制服,有的是绿色,有些是蓝色的,取决于他们不同的职能。这些都是非常细心的考虑,而工厂干净的几乎一尘不染。这些事都对史蒂夫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麦金塔的工厂就和索尼的非常像。虽然员工没有彩色的制服,但和索尼工厂一样优雅考究。史蒂夫当时参考的基准对象就是索尼。他非常想让苹果成为另一个索尼。他不想让公司成为 IBM 那样,也不想成为微软。他想要成为索尼。

但挑战在于,那个时候你还很难造出一款很像索尼的数字产品。一切都是模拟的,日本的公司更擅长模拟电子。你可以去阅读密歇根大学普拉哈拉德( C.K. Prahalad)的书《为未来竞争》(Competing for the Future),史蒂夫也学习了这本书。

日本公司总是先从元件的市场份额开始,所以往往由一家公司支配一种元件,比如这家公司主导着传感器市场,另一家主导了内存,还有的可能主导了硬盘,等等。然后他们会基于已有元件的市场份额优势去生产一种最终产品。这对模拟型电子产品来说行的通,因为核心竞争聚焦在降低产品的成本——无论谁控制了关键元件的成本,都将是巨大的优势。但这对完全数字化的产品是无效的,因为数字电子的价值链主要不在这一块。你不是从某一个元件开始的,也不是从用户体验开始的。

你可以看到今天的索尼存在的巨大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至少 15 年,自从数字电子产品出现那天起。他们的组织是一种「烟囱管式」的,做软件的人从来不与做硬件的交谈,做硬件的不与做元件的交谈,做元件的不与做设计的交谈。组织之间相互争辩,而且组织又庞大又官僚。

按理说,应该是索尼先造出 iPod ,但他们没有——而是苹果。iPod 是史蒂夫方法论的完美展现,从用户出发,关注一个完整的端到端(end-to-end)系统。

伴随史蒂夫的永远都是端到端系统。他不是设计师,但却是一个很棒的系统思考者。这是在其他电脑公司所看不到的。后者总是趋向于专注在自己熟悉的部分,然后将其他的都外包出去。

如果你看下 iPod 的情形,它从供应链一路直到 iPod 在中国的制造工厂——其复杂程度不亚于设计这个产品本事。同样的完美苛刻的标准,索尼将其放到供应链的挑战,而苹果将其放到为用户设计。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看待事情的方式。

控制整盘全局的想法是怎么来的?就是控制一切、整个系统的这个想法。

斯卡利:乔布斯认为如果你开放了系统,人们就会自己动小手脚进行修改,而这些修改是对用户体验的妥协,而他不会交付一种他自己不想提供的用户体验。

(下半部分待续)

翻译来自 http://apple4.us/2010/10/john-sculley-on-steve-jobs-the-full-interview-transcript-1.html

英文版来自 http://www.cultofmac.com/john-sculley-on-steve-jobs-the-full-interview-transcript/63295